黨的二十大強調，要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因為制造業是工業的軀干、經濟的基礎、民生的保障，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是我國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一環。

      與發達國家相比較，中國制造業發展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方面，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自 2011 年以來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回落。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的制造業增加值占 GDP 比重在 2006 年時達到 32.5% 的峰值，自 2011 年開始逐年降低，2020 年降到 26.3%，9 年時間里下降了 5.8 個百分點。

      全球主要工業國家如美、德、日、法、意、英、韓等，制造業比重出現明顯下降的趨勢，都是在邁入發達國家、高收入國家行列之后發生的。與這些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制造業比重從達峰到下滑，幅度明顯更大，速度明顯更快。

      另一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比較，中國制造業在品種和質量上還存在多方面不足。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高端高質產品不足。很多產品屬于低端低質，在性能、可靠性、壽命、良品率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較大，往往處于價值鏈的低端環節。

      二是同質化競爭嚴重，細分市場的開發不足。同一制造業門類從業企業數量眾多，但缺乏專業化基礎上的分工協作，容易陷入同質競爭。一旦哪個行業處于風口，大量制造業企業往往一擁而上，形成低水平重復，最后導致惡性競爭、產能過剩。

      三是關鍵技術被“卡脖子”。對于制造業許多關鍵環節中的核心技術，我們沒有掌握、受制于人，很多產業鏈容易被人“一劍封喉”。

      四是缺乏引領國際的高端品牌。中國的制造業體系存在大量的低端加工，缺少高端品牌以及相應的市場渠道優勢。一個品牌往往需要十幾年時間的專一專精才能得到市場認可，建立起暢通有效的營銷渠道，而中國每年創立上千萬家企業，很大一部分都在五年內倒閉或者轉行了。數據表明，美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是 8 年，日本是 12 年。相比之下，中國中小企業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 3 年，自然難以建立起品牌效應。

      “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深入實施制造強國戰略，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從經濟發展規律來看，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基本判斷：

      一是國家在經濟發展邁向發達國家水平的過程中，制造業占比會逐步下降，但不宜下降得過快過早，至少應該等到整個國家人均 GDP 超過 1.5 萬美元后再逐步下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這一標準，就出現了制造業比重下降的現象，接下來要著力延緩下降趨勢。

      二是相對于中國國情而言，制造業占比不宜過低。無論如何，制造業比重在 2035 年前不能低于 25%，在 2050 年前不能低于 20%。再加上 10% 左右的采礦業、電熱氣水和建筑業，整個第二產業應該在 2035 年前保持在 35% 以上、在 2050 年前保持在 30% 以上，不能走美國等國家第二產業占 GDP 的比重不足 18% 的極端。

      三是在制造業占 GDP 比重達峰并開始逐漸下降時，為保持工業發展的勢頭，務必加大研發投入，使創新能力成為工業制造業的第一動力。就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保持研發投入超過制造業產值的 3%-4%，保持“從 0 到 1”基礎研究創新投入占總研發投入的 20% 以上，保持制造業創新領先的獨角獸企業占資本市場市值的 30% 以上，是制造強國的標志現象。

       四是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伴隨著一定比例的生產性服務業，在制造業占GDP比重逐漸下降過程中，與制造業有關的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應逐漸增大到50%-60%。當這四方面條件都滿足后，以“制造業+采礦業+建筑業+生產性服務業”為主要組成部分的實體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將達到65%左右。這個時候，中國從制造大國轉變為制造強國就有了堅實的基礎，中國的經濟總量也將在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走向全球第一。

      現代化產業體系除了要“穩定”制造業增加值在 GDP 中的比重，還要積極“進取”。只有進有所取、進有所成，才能從根本上擺脫我們現在在一些領域受制于人的境地。

      為此，我們要在產業鏈、供應鏈等產業組織層面有新的迭代升級，有更高質量的產業體系，才能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占據主動，才能發揮中國作為最大規模單一市場、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優勢。為此，我們未來要在以下五個方面努力實現新進展、新突破。

      一是要以產業鏈招商打造產業鏈集群。要從過去招商引資就項目論項目的“點招商”模式向“產業鏈招商”模式轉變，打造空間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緊密協同、供應鏈集約高效、規模達萬億元級的戰略新興產業鏈集群。

      從此次疫情的應對看，那些產業鏈相對完整、產業集群自成體系的地方，恢復起來要比那些兩頭在外、高度依賴國際供應鏈的地方要快、要好。這種集群化生產模式降低了從全球采購零部件所帶來的風險，在疫情時期更突出顯現了其競爭力。

      要努力推動形成三種集群——

      一種是制造業上中下游的集群。比如說汽車產業，一輛汽車有上萬個零部件，要形成支柱，就要把上中下游原材料、零部件產業、各種模組的百分之七八十都實現本地化生產。

      另一種是促使同類產品、同類企業扎堆形成集群。當幾個同類大企業在同一個地方落地后，上游的原材料、零部件配套產業既可為這家龍頭企業服務，也可為那家企業服務。這就有條件把同類產品、同類企業扎堆落戶，形成集群。

      最后一種是促進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形成集群。新產品開發過程中，會有很多從事研發、設計、科技成果轉化服務、知識產權應用等生產性服務業的企業為之配套，這就涉及創新鏈條的延伸。

      有條件的地方應該積極創造條件，促進此三類集群。

      二是要進一步擴大開放，加快補鏈、擴鏈、強鏈。要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通過更高水平的開放，實施“補鏈”“擴鏈”“強鏈”行動計劃，實現更高層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

      針對我國相對薄弱的物流、保險、工業設計、金融科技、數字經濟等生產性服務業，加大力度吸引優勢外資進入，補齊供應鏈的短板，即“補鏈”；利用業已形成的貿易關系，將產業鏈上下游優勢企業導入，形成產業鏈高度集成的新布局，即“擴鏈”；推動現有優勢企業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提升我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勢，即“強鏈”。

      推動補鏈、擴鏈、強鏈，同樣是為了形成更高水平的產業鏈集群。這種產業鏈集群在國外需求依舊疲軟的時候，可以通過努力營造以當地需求、國內需求為拉動的內循環，保證產業鏈集群的健康發展；當國外市場復蘇的時候，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擴大產業集群規模，提高發展質量，通過加強區域產業鏈合作帶動全球產業鏈的大循環。這既有助于我們防范和應對類似新冠肺炎疫情這種因天災導致的全球“斷鏈”風險，又因為產業鏈集群本身形成了巨大市場份額，可以有效阻遏未來在某些關鍵領域被人“卡脖子”的風險。

      三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組織上中下游產業鏈水平分工，又能實現垂直整合的制造業龍頭企業。中國制造業門類齊全，實際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個十分突出的產業能力——對復雜產品的組裝能力。

      這類高技術的復雜產品的總裝廠固然仍停留于微笑曲線的中間，與掌握著“三鏈”的跨國公司相比，我們所在的中間環節的增加值不高。但也不要小瞧了這一能力，因為它是成百上千的企業組成的產業鏈上的龍頭企業。這一能力的背后，是對企業管理水平、供應鏈組織能力的集成，也是我們不可多得的一大優勢。這種能力的形成一方面與“產地銷”和“銷地產”模式分不開，另一方面與中國的基礎設施水平、產業配套能力、高素質的熟練工人隊伍以及日益精進的科研開發能力是分不開的。

      過去，跨國公司在中國建了不少合資的汽車主機廠、手機組裝廠、筆電家電組裝廠。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很多內資企業已經學會了這種大規模制造和管理能力，為我們培養內地自己的“富士康”、培育新時代的制造業龍頭企業打下了基礎。

      四是要培育中國自己的生態主導型的“鏈主”企業。微軟公司、谷歌公司、蘋果公司是生態主導型企業的典型例子。

      以蘋果公司為例，它已經是一個“無部件制造商”，是一個以其知識產權為基礎組織全球價值鏈的特殊商業組織。蘋果公司不直接生產蘋果手機，卻憑借其擁有的專利、商標、版權、品牌、產品設計、軟件、數據庫等在生產前和生產后組織、管理和經營著全球產業鏈的標準、供應鏈的紐帶和價值鏈的樞紐，主導著整個蘋果產品的“生態圈”。

      當前，中國在部分領域已有此類企業出現，比如華為，我們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國大市場為這類企業推廣其應用、迭代其技術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勵這類企業樹立全球視野，植入全球化基因，通過搭建國際交流、項目合作和市場開拓平臺，幫助這類企業在全球開展知識產權、行業標準的布局。三是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生態主導型的“鏈頭”企業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層技術上形成自主知識產權。支持此類企業發展壯大，強化其知識產權保護，就是從根上對其競爭力形成有效保護，這方面需要持續加強。

      五是謀劃和布局一批符合未來產業變革方向的整機產品。這是新一輪產業變革制高點。產業鏈集群化真正的主戰場，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萬億美元級別市場規模的耐用消費品。

      事實上，全世界每隔 20-30 年就會有四到五種有代表性的耐用消費品進入千家萬戶，成為風靡一時的消費主流，不管在中國還是亞洲其他地區，還是在歐洲、美國，都是如此。比如 1950—1970 年是手表、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等；1980—1990 年是空調、電視機、冰箱、洗衣機等；21 世紀以來的二十年是手機、筆記本電腦、液晶電視、汽車等。這些產品的市場規模往往超過萬億美元級，哪個國家、哪個城市能夠把這些產業發展起來，就會在國際競爭中走在前列。

      當下，就應該搶抓未來的“四大件”“五大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從符合未來產業變革方向的整機產品入手打造戰略性全局性產業鏈”，就是這個意思。

      今后二三十年，能夠形成萬億美元級別市場的“五大件”大體上包括以下五種：一是無人駕駛的新能源汽車，二是家用機器人，三是頭戴式的AR/VR眼鏡或頭盔，四是柔性顯示屏，五是 3D 打印設備。要積極進行前瞻性布局主動出擊，圍繞這些重點產業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鏈集群。

      總之，建設以實體經濟為重心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需要“穩中求進”，不僅能構建中國本土的更具韌性和競爭力的產業鏈體系，而且還有一批能在全球布局產業鏈、供應鏈的龍頭企業和鏈頭企業。這是我們統籌發展與安全的根本之道。




       二十大報告強調，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什么是高水平？我理解，核心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國有與民營的關系兩類問題，進而放大中國作為超大規模單一市場的優勢和紅利。

      首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明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十大對此再次強調。新征程上，我們要圍繞這兩句話繼續深化改革。

      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方面，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由計劃經濟轉型而來，雖然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已經滲透到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仍有不少亟待完善的地方。

      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二十大對此再次做出強調，并加了“充分”兩字。那么，這個“充分”和“決定性作用”如何體現？

       我認為，著重體現為二十大報告中的兩句話：“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

      事實上，圍繞這些內容，近年來黨中央都有重磅文件發布。其中，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重在破除阻礙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和數據等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擴大要素市場化配置范圍，健全要素市場體系，推進要素市場制度建設，實現要素價格市場決定、流動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重在強化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推進市場設施高標準連通、打造統一的要素和資源市場、推進商品和服務市場高水平統一、推進市場監管公平統一、進一步規范不當市場競爭和市場干預行為等。

      要通過這些市場基礎制度的完善，進一步持續推動國內市場高效暢通和規模拓展，加快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進一步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培育參與國際競爭合作新優勢，進而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體制改革，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方面，二十大報告針對“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著墨不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

       我理解，這個創舉不僅是將社會主義的價值要求與市場經濟的機制有機結合起來，更是對政府角色的自我革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中的“守夜人”，而是要在維護市場、彌補市場、發展市場方面有所作為，以有為政府促進形成高效市場。

       經過多年的改革，我國政府在健全宏觀調控、制定發展規劃、促進區域協同等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好的經驗。未來要建設現代化國家，還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比如二十大報告中重點提及的“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加強和完善現代金融監管”就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要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核心是要進一步健全人民幣發行機制，確立人民幣自己的錨。這涉及理順財政與央行的關系，建立與大國金融、強國金融相匹配的國債發行機制，構建更加平滑可靠的國債收益率曲線。

       此外，隨著現代科技的廣泛應用，金融業態、風險形態、傳導路徑和安全邊界都發生重大變化，需要進一步強化金融穩定保障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繼續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好引導各類金融資源服務實體經濟；等等。

      其次，要處理好國有與民營的關系。

      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了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這里面有一個認識問題，兩個操作問題。

      關于不同經濟成分的比重問題。從 1980 年到 2010 年，非公經濟產生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 18% 持續增長到 60% 左右，非公經濟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被概括為“56789”。但自 2010 年到現在，非公經濟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一直徘徊在 60% 左右，為什么不再往上漲呢？

      這里面有個基本的邏輯。任何經濟體的增加值按照活動主體可以分為政府行為產生的增加值和市場主體的經營活動產生的增加值。而市場主體又可分為公有制主體和非公主體，所以有公有制經濟和非公經濟。一般情況下，政府的稅收占 GDP 的比重在 20% 左右，這些稅收經過政府支出后形成了占 GDP 總量 15% 左右的增加值，因此市場主體的活動產生的增加值大約在 85%。

      在中國，非公主體產生的 GDP 目前大致占 60%。同時，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意味著公有制企業產生的增加值也要在 GDP 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有制企業產生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在持續下降，但不可能無限制地降下去、降沒了，目前大致在 25%，比較合理。這樣大致形成了政府、非公主體、公有制主體三類經濟主體的經濟貢獻所占比例為15∶60∶25的格局。以后隨著經濟活動的波動，非公主體的經濟貢獻可能會到 65%。

      當然，對于個別省份如廣東、浙江等，非公經濟比重大一點無可厚非，因為央企的經濟增加值統計不在地方在中央。對于社會整體來說，“56789”不僅描述了非公經濟的貢獻，也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征的準確刻畫；“15∶25∶60”的比例不僅是合理的，也是穩定的。這樣，政府和公有制企業的經濟貢獻加起來占40%，可以起到有效調節經濟運行的作用，非公有制企業經濟貢獻占 60% 則有利于保持經濟活力、涵養就業、促進創新等。

      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經濟發展。企業家愿不愿意擴大再生產、愿不愿意從事創新性的冒險活動，與其對經濟的預期、市場競爭是否公平、產權是否得到有效保護有關。有一個判斷民營企業投資積極性的核心指標，就是全部民企的凈資產增長率。每年有多少企業利潤未經分配，留存下來成為凈資產，有多少社會股權資本注入實體產業。

      如果一個地方每年的民企僅僅是總資產在增加，凈資產不增加，則說明其負債在增加，經濟杠桿率在增加，有可能產生泡沫。如果全社會企業有利潤但凈資產在減少，就說明有更多的企業在虧損，或者是有企業在轉移資產。

      此前，廣大民營企業受疫情沖擊最為嚴重，最為關鍵的是要采取措施穩定民營企業家的信心，營造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預期。而關鍵之關鍵在于，落實好總書記于 2018 年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提出的六條要求：一要切實減輕企業稅費負擔；二要采取措施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三要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特別是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四要完善政策執行方式，將“加強產權保護”落到實處；五要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六要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落實了這六條，海量的民間資本一定會再次活躍起來。

      關于推動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二十大對此再次強調，這方面的關鍵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特別是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做好了既可以盤活天量的國有資本，又可以“四兩撥千斤”地撬動社會資本，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為整體經濟賦能。

      2021 年，我國企業國有資本權益（中央加地方）總額為 86.9 萬億元，99% 的股權資本是工商產業型資本投資公司的資本，總資本回報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都不高。建議從現有產業型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總盤子中，劃轉出價值 10 萬億元左右的股權資產來組建若干個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讓這些運營公司像新加坡淡馬錫公司、美國巴菲特的投資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樣，專注另類投資、股權投資，根據被投資企業的效益來決定進退，再與資本市場結合起來，國有資本就盤活了。

      如果這 10 萬億元的投資能實現年化回報 10%，每年就會有上萬億元的收益，可以為國家安全、公共服務等需要國有資本進入的領域提供持續穩定的資金來源，而不用增加財政負擔。從工商產業類退出的 10 億元資本，可以為民營經濟騰出 20 多萬億元工業、商業、產業類市場空間，進一步鼓勵并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從而打通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資金循環，有利于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經濟全局。

      二十大強調“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在當前綠色革命的大背景下，我國清潔能源產業蓬勃發展，其中必將出現幾個生態主導型的企業和幾百甚至幾千家獨角獸企業。對這些企業，我們要吸收上一輪互聯網浪潮中我國企業被外資投資控制的教訓，以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為依托，主動去培育這些潛在的獨角獸，分享產業發展紅利。

      這兩件事做好了，中國經濟將在勞動力紅利之后迎來一個新的紅利——超大規模單一市場所產生的紅利，即市場紅利。

      就規模而言，中國人口有約 14 億，占全球總人口的比例接近 20%。西歐最發達的德國、法國、英國，人口都在 6000 萬-8000 萬，只占全球人口總量的 1% 左右，加上日本 1.26 億人、美國 3.3 億人，這些高收入國家的總人口也就是 12.15 億人，而中國一個國家就有 14 億人，對于全球供需格局的影響比這些高收入國家還大。

      就市場結構而言，中國是單一的大市場。單一市場是指法律體系統一、稅務體系統一、商業規則統一、語言文化統一的市場。中國就是典型的單一市場，遵守的是一個法律體系，漢族人口在中國民族結構中占主體地位，占中國總人口的91.11%，各民族和諧穩定均衡發展，漢語作為官方語言全國通用，商業規則、市場環境是大體一致的。這跟印度碎片式市場和歐盟的散裝式市場是不一樣的。

      就工業基礎而言，中國是全要素、全門類、全產業鏈集成的經濟體。

      這三者疊加在一起，將產生三方面的紅利。

      第一，“規模經濟”效應。進入中國市場的制造業，一旦規模上去了，就能夠大幅攤薄六項成本。

      一是研發成本，隨著產品產量的增加，均攤到每一件產品上的科研成本就會大幅下降，企業也就能投入更多資金進行原始創新、科研開發。

      二是固定資產投資成本，生產制造需要投入廠房、生產線、設備等固定資產，產量規模越大單位成本就越低。

      三是采購成本，無論是商品、材料、部件，采購的數量越大，打折降價的系數越大，采購成本也就越低。

      四是人力成本，一旦形成規模效應，勞動力成本也會被攤薄。

      五是物流成本，包括運輸、倉儲、中轉、裝卸等環節的單位費用都會隨著規模增長而攤薄。

      六是市場開拓成本，通常來說，企業每進入一個新市場都要進行相應的市場調研、用戶分析、產品定位、渠道拓展等，而中國本身是一個單一市場，同一套策略、同一種產品就可以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大大降低了市場開拓費用。

      一般來說，規模經濟可以影響整個制造業成本的 30%-40%，一旦達到了充分的規模，就可以把價格壓低 30%-40%，以價格優勢打敗國外競爭對手。

      第二，“引力場”效應。這種“引力場”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

      一是從需求角度看，超大規模市場意味著超大規模的本國消費市場和超大規模的進口貿易量。從本土消費看，2021 年中國消費品零售總額為 68328.71 億美元，美國為 74173.44 億美元，中國的消費品零售總額已相當于美國的 92.12%，將在不久的將來超過美國。從進口貿易看，中國未來 10 年累計商品進口額有望超過 22 萬億美元，服務進口總額將達 5 萬億美元，兩者加起來超過 27 萬億美元，這個巨大的蛋糕吸引著全球跨國公司到中國開拓市場。

      二是從生產角度看，超大規模市場意味著市場分工可以更加深化，全產業鏈各環節之間，甚至各工序之間都可以通過分工和專業化形成相互嵌套、相互共生的產業鏈集群。一旦某個或某幾個鏈主企業落戶在某地，就會帶動產業上下游企業跟著落戶。因為市場規模足夠大，哪怕是做普通的紐扣、打火機都可以形成規模化配套能力。這也是中國有很多“塊狀經濟”“產業集群”的重要原因。

      三是從時間角度看，超大規模市場意味著供給和需求的互促共生現象將會十分顯著。不僅需求端在不斷地更新升級，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市場主體去“供給”，而且由于作為供給端的生產本身具有“學習效應”，將會帶來越來越多的創新產品，也就是說“供給”也在創造“需求”。二者互相促進，相互吸引。

      第三，“大海效應”。習近平主席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指出：“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個小池塘。大海有風平浪靜之時，也有風狂雨驟之時……狂風驟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主席講的這個“大海”，就是指中國經濟的超大規模。一方面，與小國經濟不同，在面臨外部沖擊時，超大規模市場可以讓本國經濟具有更大的內循環余地，具有更強的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一般的“狂風驟雨”無法掀翻這個“大海”。我們之所以能經受住亞洲金融危機、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皆源于此。

      另一方面，超大規模市場意味著產業發展、區域發展的差異性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起到減少沖擊影響的效果，局部的內部沖擊不易在全國形成共振效應。部分行業、部分區域發展面臨困境，并不對宏觀經濟總體穩定產生巨大沖擊。這一條已經在疫情防控期間得到充分驗證了。對企業來講，對基本面的預期十分重要。中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決定了其如“大海”般穩定。

      以上這三種效應是中國超大規模單一市場所帶來的，是中國發展到如今這個階段自然產生的新紅利，也是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所蘊含的自然邏輯。